汪同三博士，1948年7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宏观经济理论、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经济模型与经济分析与预测、产业政策研究等领域。

1978-1982，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学士；

1982-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

1985-1986，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外投资部，项目经理；

1987-199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

1986-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其中于1989年、1992年分别两次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95年被任命为副所长，1998年被任命为所长。2006年被推举为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学部委员。

1990年，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要成员；

1991年被社科院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199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要成员；

1997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论文、专著：

1．《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系列报告1991年——2006年，第一执笔人，每篇约8000-10000字，社科文献出版社

2．《积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4月25日

3.《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人民日报》2008年4月7日

4．《在着力保增长中提高科学发展水平》，《人民日报》2009年1月7日

5．《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6日

6．《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及投资结构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1月

7.《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0.8万字

8.《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6.3

9.《控制投资过快增长 大力加强薄弱环节》，1万字

10.《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11．《从宏观视角认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9日

12．《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机遇，在有效的应对中化解挑战——继续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日报》2011年1月10日

13．《把科学发展的主题贯穿<十二五>发展始终》，《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5月16日

14.《正确处理速度、结构、特价的关系》，《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10月14日

15.《认清经济形势 把握调控重点》，《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12月26日

学 术 自 传

汪同三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于1986年到培育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数量经济学在中国属于新兴的一门学科，在迎头赶上之际，那一代数量经济学工作者，尤其是科班出身的他，有良好的机会参与国际/国内前沿的科研工作。例如，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主持的世界模型联接项目（Project LINK）与该所合作，尝试首次建立“中、美、日三国联接模型”，汪同三作为中国模型设计的主要研究人员，和同事一起钻研攻关，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并与世界模型联接成功。

1987年，数技经所投标承担了国家科委软科学重点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研究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借鉴国外成果的同时，勇于创新，首次在国内采用了大道模型理论，成功地设计出中国的大道模型体系。汪同三是该模型的主要设计、研究和分析者之一。在世界经济计量学会1989年远东会议上，汪同三关于中国大道模型的论文受到大会重视，他本人也被指定为小组会议主席。同时，该项目出版的系列专著于1989年获社会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于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还是在1987年，汪同三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继续深造，师从中国最早的数量经济学家乌家培研究员，并于199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了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之一。汪同三撰写的博士论文《宏观经济模型论述》，在总结分析国外各种宏观经济模型的优缺点的基础上，针对当时中国改革状况，提出了社会主义宏观模型应具备的要素以及与西方模型的异同。论文被评为社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依此出版的专著获社科院第二届优秀成果特别提名奖。好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历久弥新的，该专著在2007年再版后，依旧获得了广泛好评。

 1991年，数技经所承担了总理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汪同三领导、组织和参加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研制，负责经济形势分析，组织预测指标的计算，并担任预测报告的主要执笔人。该项目在经济理论和模型技术上都有创新，课题组对中国经济形势运行做出了准确的把握和预测，这为中央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填补了我国在国际经济学界的一项空白。该课题的预测结果多次与实际数据仅有微小的差距，在我国同类预测中独占鳌头而广受赞誉。目前该课题组每年两次的经济预测成果，及其出版的系列《经济蓝皮书》多次被评为“全国十佳经济读物奖”，“全国优秀畅销书”等，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软科学）。

因为研究成果卓著，汪同三两次获得破格晋升，1989年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并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获得中国人事部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宏观经济模型和经济计量分析的经验，增进了汪同三对经济理论和现实世界的理解，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对中国经济和宏观调控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自2003年起，他一直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的起草工作，自2005年起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用自己的知识报效中国，为社会主义伟大建设尽绵薄之力。

经过近三十年的科研工作，汪同三发表和出版了数百万字的科研成果，涉及领域包括：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宏观经济模型、经济预测、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政策分析，等等。从中选出代表性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并非易事，难免挂一漏万，下面选取关于数量经济学理论和研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要观点和主张做一简要介绍。

（一）总结和发展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根据中国的改革历程，主张在转型社会主义模型中加强金融与财政政策的作用

通过对比和分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模型的特点，扬弃已有研究成果，总结出更准确地再现（1）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与（2）反映社会制度和人们行为的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并且及时地反映出经济改革所导致的经济机制的变化，是转型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模型的必然要求。由于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计划色彩必然存在，另外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短缺或者不平衡是常态，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模型必须走出早先的单纯供给导向的“迷谷”，同时又不能是单纯需求导向的。

早先的社会主义模型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明显。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财政金融货币价格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模型中也必须加强相关内容。在改革初期，存在金融调控政策软弱和财政调控政策应用不足的问题，随着改革深化，金融市场机制和金融体系必然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财政政策的自主性更强，政策不当产生反作用的情况减少，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独立性增强，各司其职。中国宏观模型必须适应具体国情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经济理论-数理分析-经济计量分析的科学程式，加强模型方法与经验判断的有机结合，在模型中充分反映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通过政策分析和政策模拟，使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与中国财政金融体制的完善形成互动。

 以汪同三为主要参与人员建立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既与早先的计划经济模型不同，例如价格从原先的外生变为部分内生，除了某些特殊商品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仍为外生的，总的价格水平和部门价格水平都成为了经济运行的结果；也与西方市场经济模型有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模型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决策机制、分配制度都不相同。这要求在理论基础、建模思路和方法上都有所突破。该模型成功参与了中美日三国模型的连接，至今还在经济分析、预测和政策模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在实践中不断加强预测工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提出衡量判断我国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以及预测中必须加强对经济发展转折点的预测

在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是否“过热”或者“过冷”的争论。分析判断经济形势要以经济发展规律为依据。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不尽相同，但不论什么经济系统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规律——经济波动规律。在制度相对稳定和具备结构自行调整机制的一般条件下，判断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有总体性指标、总供给与总需求之差、投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率、物价、“瓶颈”部门的制约程度、存贷款比例、货币发行量、净出口、库存变化、非经济指标。经济处于高峰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过热”，经济总量指标增长很快只是经济过热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渡之中，市场机制尚未发挥充分作用、经济结构也不尽合理，这就使得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变得更加复杂。

在指标之间的表现方向相反时，不能简单地根据个别指标说经济是否过热，而应具体分析经济的哪些方面出现了问题。总量的问题要用总量的方法解决，结构的问题要施以结构的对策，归根到底，坚持不懈地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根本措施。

在总结了多年的预测经验后，汪同三认为要进一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必须着力消除模型本身的趋势外推惯性影响以及预测者的思维惯性影响。结合国内外形势，对模型不断进行修正，尤其要加强对经济发展转折点的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起伏变化较大，尽管从1992年以来，相邻两年的变化有所减小，但高增长年与低增长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例如1992年与1999年就相差了1倍，达7个百分点之多。这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几乎是没有的。这说明了中国在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程中，还有很多路要走，同时也表明，对经济发展的预测仍然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出现转折点的时候。

（三）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主要觀點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投資率偏高、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等結構性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有關，或者說這些經濟結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問題的反映。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或者说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因此，不斷提高居民收入，並根據形勢變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導向，是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一個重要著力點。因此，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导向，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隨著我國宏觀經濟總量的增長，一些經濟結構方面的問題也逐步突出起來。在宏觀層次上，收入分配問題造成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表現為投資率偏高。在宏观层次上，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为投资率偏高。投資率偏高是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投资率偏高是长期困扰我国的问题。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我們主動保持了較高的投資率。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我国主动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在制定“八五”計劃時，提出了30％的投資率指標，並以此投資率來綜合平衡宏觀經濟增長計劃。實現較高投資率是后發展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重要優勢，世界上不乏通過一定時期的高投資使本國經濟迅速增長的例子，但其投資率都沒有達到過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樣高的程度和這樣長的持續時間。投資和消費是國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長的一對矛盾，長期過高的投資率意味著長期偏低的消費率。投资和消费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消費率低是即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障礙。消费率低是即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障碍。從長遠看，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當，會造成長期國內有效需求特別是國內消費需求不足，不利於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从长远看，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当，会造成长期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長期的投資率偏高，再加上投資結構不合理，還會引起其他結構性問題的產生和惡化。长期的投资率偏高，再加上投资结构不合理，还会引起其他结构性问题的产生和恶化。投資率長期偏高又導致了另一個結構性問題：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增長滯后。投资率长期偏高又导致了另一个结构性问题：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增长滞后。投資增長過猛是造成經濟過熱時期三次產業結構失衡的重要因素。投资增长过猛是造成经济过热时期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而長期的投資率偏高以及投資結構不合理，則是導致三次產業結構不平衡加劇的基本原因之一。而长期的投资率偏高以及投资结构不合理，则是导致三次产业结构不平衡加剧的基本原因之一。投资增长过快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在微觀層次上，收入分配問題造成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表現為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在微观层次上，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於經濟增長速度。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无论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特別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將造成較嚴重的經濟結構問題和社會問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将造成较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和社会问题。上述三个结构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或者说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

改革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国人收入水平，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而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政策的根本宗旨，也是在宏观调控中保持适当投资率、注意提高消费率的关键。增加居民收入，首先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在初次分配中取得报酬的份额的多少，不是简单地由社会中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这需要政府从制度上保护劳动者作为弱势一方的基本利益，在劳方与资方决定报酬水平的博弈中更多地支持劳动者这一弱势方。随着国力水平的提高，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应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其次，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这要求居民日常收入水平能够超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水平，逐步积累财产，还要求在全面提高所有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积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更加注重公平。政府要保证有一个健康的规范的市场环境，才能使广大群众由合法手段和渠道取得合法的财产，取得合法的财产性收入。

（四）利用历史归纳方法，强调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并总结了中国1990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增速下降时宏观调控的特点和经验

深入认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需要分析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政府干预是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的。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政府承担的职能远比发达国家政府更为广泛而复杂，政府干预更具有特殊必要性，其目标是多重的，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更加丰富。

正确评价宏观调控效果，需要分析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的内涵。从政府干预的三方面的内容——微观规制、宏观调控、制度建设——的内涵可以看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虽然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注意与长期问题的解决有机结合起来，但宏观调控的重点主要是解决短期的经济稳定问题，调节总供需之间的不平衡。第二，虽然宏观调控效果是否明显依赖于经济社会制度框架，但宏观调控不能解决经济社会制度性问题。因此，在分析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时，不能把宏观调控的范围泛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先后出现了三次经济增速下降。1990~1991年“硬着陆”之后增速下降，中央采取了扩大投资的对策，通过人民银行注入资金的方式来启动市场。这次调控的特点在于所采用的措施主要是行政手段。1998~1999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以及国内结构性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经济增速下滑，并出现了通货紧缩。中央及时进行宏观调控，从1998年起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内需，保持宏观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这次调控的主要特点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国债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使正在抑制经济过热、减缓增长速度的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降过快的问题。中央强调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这次调控的特点在于，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宏观调控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经历了特点各异的多次磨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宏观调控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当前，宏观调控思路清晰、决策正确，国家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见事早、动手快，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灵活性在不断增强。此轮调控，应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抓住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五）提出扩大内需，政府切莫孤军作战

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启动宏观经济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取得积极效果，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尽如人意。扩大投资需求，仅靠政府的投资拉动是不够的。国家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虽然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有投资，然而对于带动社会投资增加的作用却不十分明显。此外，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增发国债的力度、扩大财政赤字的幅度均不宜连年维持下去。除非由于国内外重大因素影响，才可能延长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非国有投资不旺的根本原因不是一个单纯的投资资金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问题，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进一步用好用活国家财政投资，避免政府孤军作战，更好地带动社会投资的全面启动。

 从长期来看，只有启动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最终启动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增长。从扩大内需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依靠扩大投资需求还不足以有效拉动宏观经济增长，而必须实行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向启动。造成非国有投资增长停滞的原因同样主要是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消费不振的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合理。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一些不合理的差距有所扩大，例如不同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该合理拉开的收入差距没有拉开。例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收入差距，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等等。

因此汪同三呼吁，扩大内需，需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投资消费双向启动，加强启动消费力度。对已出台和正在研究制定一些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应该继续认真研究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扩大消费需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各类教育事业，积极鼓励民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全面落实财政政策，有效用好财政资源；稳妥落实各项改革措施，稳定居民未来预期。

汪同三

二○一一年十月